（記者張潔予台北報導）中國國務院日前公布新版出入境管理規定，擴大限制中國公民出境的適用範圍，引發國際社會關注。《紐約時報》近期也刊出調查報導，揭露中國如何運用數位科技監控境內外國人及中國人民。《筱君台灣PLUS》邀請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執行長董立文，以單人評論方式分享最新觀察，從中國新版出入境規定、數位監控系統、社會信用制度到人工智慧（AI）監控技術，深入解析中國如何逐步建立新型數位極權體制。他認為，中國人民的出境自由已逐漸從基本權利變成政府批准的「特權」，而高度數位監控，也讓整個社會宛如一座無形的大監獄。
節目中，董立文表示，中國新版出入境管理規定之所以引發高度關注，在於條文大量使用「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可能危害產業安全」及「技術安全」等概括性用語，卻未進一步明確定義適用範圍。他指出，這代表主管機關擁有更大的裁量空間，也增加人民無法預測是否遭限制出境的不確定性。
他進一步分析，新規除了擴大限制事由外，也同步放寬執行權限，不再只有中央主管機關可限制人民出境，相關權限甚至下放至地方政府及不同主管機關。他認為，當邊境管理權力分散至更多行政層級後，未來人民是否能自由出境，恐將受到更多行政審查影響，也顯示中國對人民流動的管制持續升高。
董立文指出，這項新規若結合近年中國持續推動的數位監控體系來看，更能理解中國治理模式正在快速轉變。他表示，自2014年提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後，中國逐步建立龐大的資料庫，將個人身分、金融交易、通訊、交通、社會保險等資訊整合，透過數位技術交叉比對，建立完整的個人行為紀錄。
他表示，如今中國已高度普及數位支付，從搭乘計程車、購物到日常消費，大量交易紀錄都透過電子支付完成，每一次消費都可能成為資料庫的一部分，再搭配身分證、手機門號等資料連結，使政府得以掌握個人的活動軌跡及生活模式。他認為，數位化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成為國家監控的重要基礎。
談到監控技術，董立文表示，中國已建構全球規模最大的監控系統，除人臉辨識外，也陸續發展聲紋辨識、步態辨識、基因資料庫及情緒辨識等技術。他認為，透過人工智慧分析個人的移動軌跡、生理反應及社交關係，官方可更有效掌握個人行為，甚至提前預警可能出現的集會、陳情等活動，讓監控從傳統人工方式逐步走向AI自動化管理。
董立文也引用《紐約時報》近期調查指出，中國部分地方政府建立的監控平台，不僅能掌握個人出入地點、消費紀錄及網路活動，還可透過資料分析描繪人際關係網絡，顯示數位監控已不再只是蒐集資訊，而是進一步建立完整的個人資料模型，以提升監控效率。
他認為，中國現行制度下，不只是一般人民，就連中共高層官員同樣身處嚴密監控之中，只是部分人擁有更多行政特權，卻未必享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在如此高度監控環境下，整個社會逐漸形成人人自我約束、自我審查的氛圍，也讓數位科技成為極權治理的重要工具。
董立文表示，中國近年從擴大出入境管制，到建立全天候數位監控體系，都反映治理模式持續朝向更高度集中的方向發展。他認為，當國家可以全面掌握人民行蹤、交易、社交及各項生活資訊時，民主社會更應重視自由、人權及個資保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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