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讓全世界陷入癱瘓至今已經六年。到了今天，已經沒有必要再使用任何委婉的說法。
中國共產黨對這場致命病毒疫情的爆發負有直接責任；對疫情初期最關鍵階段有系統地隱瞞資訊負有直接責任；對此後持續阻撓外界調查、使國際社會至今仍無法完整釐清武漢究竟發生了什麼，同樣負有責任。
自疫情爆發以來，支持病毒可能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WIV）研究活動的證據，已大幅增加，而且愈來愈難以否認。
2026年6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公開形容，由美方資助、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的冠狀病毒研究，是如今「被廣泛認為可能導致意外實驗室洩漏、並引爆全球疫情」的相關研究。
若這項判斷成立，那麼疫情爆發前所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就很難再被視為單純的巧合。
多年來，中共以驚人的企圖心追求在病毒發現與病毒實驗領域取得全球領先地位，但與此同時，中國的生物安全條件卻嚴重不足。
武漢正是這項努力的核心。
在成為中國第一座生物安全等級第四級、也就是BSL-4實驗室之前，武漢病毒研究所已蒐集超過1萬5,000份蝙蝠病毒樣本，是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相關病毒樣本庫。
之後，中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更核准該研究所保存與操作第四級風險群微生物，也就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一類病毒，其中包括冠狀病毒，以及經實驗室操作後、致病性可能更高的病毒變異株。
然而，中國科技部自己的評鑑，卻只將武漢病毒研究所列為「良好」等級，並未列入中國20座獲評為「優秀」的生物與醫學實驗室。
即使如此，中國政府仍然將它認證為當時中國境內唯一可以處理全球最高危險等級病原體的生物實驗室。
事實上，中國實驗室內部的人員早已知道問題存在。
當時擔任武漢病毒研究所BSL-4實驗室主任的袁志明博士，就曾多次警告中國生物安全制度存在缺陷。
他指出，中國面臨的問題包括生物安全管理不足、實驗室操作規範不健全、專業生物安全人才不足，以及相關訓練不充分。
2018年，袁志明與共同作者更曾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一項如今看來格外具有預警意味的警告：
生物安全實驗室是一把「雙面刃」。
它可以造福人類，但也可能帶來「災難」。
他們在論文中逐項列出中國生物實驗室令人憂心的安全缺失，包括操作標準不足、專業指引不完善，以及廢棄物處理、消毒、污染監測與實驗室安全程序上的各種漏洞。
這並不是純粹的理論風險。
早在2004年，SARS病毒就曾經從北京的中國實驗室外洩，導致人員感染、數百人遭到隔離，並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換言之，中共早已有充分警訊，知道當高危險病原體遇上不足的生物安全管理時，可能產生什麼後果。
然而，武漢病毒研究所仍持續針對恰恰可能引發另一場類似SARS疫情的病毒，進行高度複雜的研究。
2015年，後來因蝙蝠冠狀病毒研究而在全球廣為人知、被稱為「武漢蝙蝠女」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博士，曾參與一項研究，建構嵌合型類SARS冠狀病毒，用以研究這類病毒跨越物種、感染人類的能力。
相關研究論文描述了一種混合型病毒，其中結合了來自中國菊頭蝠冠狀病毒的棘蛋白。
接著到了2019年3月，也就是COVID-19在武漢爆發前九個月，石正麗與其研究團隊曾公開警告，未來爆發類似SARS或MERS冠狀病毒疫情的可能性很高，而且「發生在中國的機率正在上升」。
然後，疫情真的在武漢爆發了。
不是北京。
不是上海。
也不是雲南——儘管許多攜帶類SARS冠狀病毒的蝙蝠，正是在雲南被採集。
疫情發生在武漢。
而武漢，正是中國最重要的冠狀病毒研究機構所在地；也正是在這裡，研究人員進行這類病毒的研究，包括可能使病毒具有更強功能或更高致病能力的實驗。
一場實驗室事故，並不需要任何陰謀才能發生。
只需要幾個條件：
危險病原體。
高風險研究。
不足的安全防護。
以及一次人為失誤。
而中國當時具備了所有這些條件。
真正使這起事件從「科學研究疏失」進一步變成對中共政治體制的控訴，是疫情爆發後所發生的一切。
北京最本能的反應，不是公開透明。
而是控制。
從一開始，武漢病毒研究所就遭到中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下令噤聲。
2020年1月1日，武漢病毒研究所被要求銷毀所有已蒐集的冠狀病毒樣本。
幾天之內，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並接管相關設施。
後來，武漢病毒研究所曾發布一封公開信，回應外界對基因工程、實驗室洩漏、軍方介入，以及一名前員工失蹤等問題的質疑。
但這封信沒有提出足以釐清相關指控的具體證據。
相反地，所有武漢病毒研究所人員被要求「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這樣的回應，正好揭示了最根本的問題。
一座有能力影響地球上每一個人健康的實驗室，竟然存在於一個威權政治體制之中。
在這套體制裡，中國共產黨對科學家、研究紀錄、新聞媒體與所有機構，都擁有最終權力。
甚至習近平本人也承認，這套制度出了問題。
2020年2月14日，在疫情爆發後首次公開發表相關談話時，習近平指出，武漢疫情暴露了中國在生物材料與生物安全管理上的「短板」與「漏洞」。
他要求制定新的生物安全法，並下令將生物安全正式納入中國的國家安全體系。
接下來，還有北京至今拒絕公開的證據。
中共下令銷毀武漢疫情初期患者樣本，使外界重建病毒起源的工作更加困難。
而這種阻撓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大影響。
2025年，也就是疫情爆發五年後，世界衛生組織公開表示，中國仍未提供數百筆早期SARS-CoV-2基因序列、武漢市場販售動物的詳細資料，以及外界要求取得的武漢實驗室研究內容與生物安全條件相關資訊。
因此，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包括實驗室來源在內的所有假設，都仍然必須繼續納入調查。
這正是北京不能以「仍有不確定性」作為免責理由的原因。
一個政府不能一方面銷毀或扣留證據，另一方面又因為「證據不足」，要求全世界宣布它無罪。
而中共的責任，也不能只用實驗室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來衡量。
中共更必須對疫情爆發後的作為負責。
一個威權政權面對新興傳染病時，採取的正是典型威權政權的反射性作法：
壓制資訊，
強化政治紀律，
控制敘事，
拒絕獨立調查。
因此，追究COVID-19的責任，最終必須指向真正掌握政治權力的地方——中國共產黨，以及受其控制的各項國家機構。
面對一種具有高度傳染性的呼吸道病毒，任何被耽誤的時間，都意味著更多生命的流失。
而最終付出的代價，幾乎難以想像，
數百萬人死亡。
依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死亡人數達1,450萬人，
無數家庭破碎，
數兆美元的財富與經濟活動蒸發。
整整一個世代，經歷了一場原本不應該發生的全球性災難。
國際社會應該要求完整取得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病毒資料庫、實驗室紀錄本、實驗紀錄、樣本清冊、生物安全紀錄，以及相關人員檔案。
所有掌握疫情爆發相關資訊的科學家與工作人員，也應該被允許在不受中共監督的情況下，接受獨立調查人員訪問。
各國政府同時應建立具有實際約束力的國際責任機制。
任何國家若刻意隱瞞具有全球大流行潛力的疫情資訊，都應承擔明確而可執行的國際後果。
COVID-19證明了一件事：
一個主權國家境內的生物安全，絕不只是該國自己的內政問題。
一座城市裡的一次實驗室事故，可以讓倫敦的學校關閉，可以讓紐約的醫院超載，可以讓東京的企業倒閉，也可以奪走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名祖父母的生命。
「主權」絕不能被解釋成一個國家可以擁有危害全人類的主權權利。
世界也必須重新思考：
那些從事可能造成全球性後果研究的實驗室，是否還能在缺乏真正有效國際查核與監督的情況下繼續運作。
中國共產黨不應被允許在完全沒有被追究責任的情況下，就讓這場災難被時間掩埋、成為歷史。
世界有權知道真相。
受害者有權得到正義。
而中國共產黨，必須為COVID-19負起責任，
道德上的責任。
法律上的責任。
以及財務上的責任。
余茂春（Miles Yu）
為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國中心主任。他在《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撰寫「Red Horizon」專欄，隔週星期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