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記者高華謙台北15日電）基隆勝利巷內，任斗旭家中人潮川流不息，身材魁梧的他經常穿著合身西裝，搭配俐落油頭，頗有領導風範。他就是曾獲金曲獎特別貢獻獎、水晶唱片創辦人任將達的已故父親，他的人生在日本、台灣、韓國流轉，見證人性與生存交錯激盪的戰火洪流。
1910年至1945年，日本統治朝鮮半島，並在1920年代推動「土地調查運動」，朝鮮半島南部眾多農民流離失所，大量出國謀生。
根據史丹佛大學歷史博士候選人鍾宜庭與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姃湲研究，韓國人在台人數，從1920年的69人，攀升至1930年900人、1940年達2300人，有近800名男性多在基隆、台北與高雄等建港重鎮，從事水產、漁業工作。
女性人數則有1500人，多進入遍布全台的「朝鮮樓」從事娼妓業；在日治時期，韓國女性曾占台灣娼妓業人數1/4。
任斗旭1907年在韓國濟州島出生，12歲先因緣際會到了日本，約在1930年左右輾轉到台灣。鍾宜庭指出，出身漁業重鎮濟州島的任斗旭，應有漁業專業背景，抵台後名下曾登記有一艘船，也曾進一步將濟州島的韓國人介紹到台灣，逐漸成為基隆韓僑重要領導者。
鍾宜庭表示，隨二戰爆發，日本帝國展開大規模軍事動員，並以台灣作為中繼站，再被運往東南亞與中國等戰場，當時在台韓國人達到約3000人的高峰，有人脈與資源的任斗旭角色更為凸顯。
1945年日本戰敗，美軍接管韓國，並派船至基隆優先接韓國軍人返韓；許多沒趕上船的韓僑，自此留在基隆正濱漁港附近的勝利巷生根。
戰後，雖然在台韓國人曾接手日本人離開後的漁業人才空缺，不過因通膨嚴重，走私常見，許多韓國人不會講台語、中文，仍要仰賴韓僑社群互相幫忙；台灣韓僑協會在1946年成立，由任斗旭出任首任理事長。
當時大韓民國政府尚未成立，在台的358名韓國人身分定位陷入空窗期。鍾宜庭指出，任斗旭當時就扮演與蔣介石政府交涉的重要角色，包括統計台灣的韓僑人數、幫忙韓僑申請居留證等，持續在韓僑社群活躍至約1960年。
任斗旭據傳因協助韓國獨立運動有功，獲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受封「友洋」名號，為安頓被迫滯留台灣的漁業技術員，也以「友洋」為名，成立漁業公司，但因政府未履行承諾、經營不善而倒閉，一家人被迫搬至勝利巷內臨時搭的違建內生活。
任將達說，任斗旭曾發重誓，只要第3個孩子是兒子，什麼都可以放棄，「結果我出生，真的什麼都沒了」，他苦笑。
自任將達有記憶以來，父親就受中風所苦。他眼中的任斗旭雖然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中風後仍天天練習寫字，耐心越來越差，不過仍會教他釘釘子、綁魚鉤、叮嚀打架不要輸，除夕夜也會替任將達梳紳士般的「海角頭」，更不忘囑咐他要記得大姑姑與祖父母姓名，以及濟州島的戶籍地址。
任將達觀察，父親出生後不久，朝鮮半島就遭日本殖民，任斗旭在成長過程中應是最日本化的一代；另一方面，父親既獲韓國臨時政府受封「友洋」名號，後續卻也曾被列入親日黑名單。面對求生壓力，父親應沒有太頑固的政治堅持，家族生存溫飽，總是優先於國家、民族。
任斗旭也常說：「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任將達認為，父親因無法衣錦還鄉，遲遲沒有踏上故鄉，直到晚年認為時日不多，才提出要回家，「他返國時一臉不情願，但還是抬頭挺胸」，隨後約在1973年於濟州島過世。
二戰前後來台的韓國人，在異鄉生活艱苦，難免有各種負面標籤。任將達說，有多少人在時代悲劇下吞忍，沒有任何反證機會，只能在勝利者及既得利益者撰寫的歷史下，成為傀儡及用完就丟的累贅物。
任將達指出，他與父親年紀差了半世紀，很多事無法親自認識，也因無法為父親的事平衡而感到遺憾。在連政府都不存在的戰後、加上韓戰爆發，他無法想像父親要如何與大家一起撐過。
鍾宜庭認為，任斗旭的人生反映各種時代變遷，在時代需求下，可以被日本政府動員、也能是在韓國獨立運動的海外友軍。整體來說，當時以任斗旭為首的韓國人在台社群就是進入「生存模式」，為了在戰爭中活下去，面對爭議事件可能也很難置身事外，畢竟「沒有人可以乾淨的從戰爭中出來」，且越是邊緣的族群，受害者與加害者邊界會越加模糊。
鍾宜庭說，留台韓國人在台灣水產等產業扮演過重要角色，但台灣歷史大部分仍沒有看見他們。適逢二戰終戰80週年，台灣依舊籠罩在戰爭陰影下，在回顧台灣戰爭經歷時，更需要挖掘邊緣的底層勞工與移民者的經歷。
任將達認為，在殖民時代及戰後的無秩序狀態下，求生存的被迫及非自主性一定存在。面對戰後80年，接下來的20年是重點，世界正面臨新的對抗，「二戰沒有真實結束，我們至今還在戰爭的恐懼中度日」。（編輯：謝佳珍）114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