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余知君特稿)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教授6月22日在《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撰文指出，美國大學、智庫與決策者在與中國學者交往時存在根本性誤區。他強調，美中雙方並非處於同一個知識體系之中，問題的核心「不在於中國學者的個人能力，而是在於他們缺乏免受政治制約的自由」。余茂春警告，將兩者視為智力上的平等者並非開明，而是危險的自欺欺人，更對西方國家安全構成冷戰級別的威脅。
兩大知識體系的本質衝突：追求真理 vs. 輿論一律
余茂春在專欄中分析，西方學術界的基石建立在「珍惜自由探索、公開辯論、容許異見，以及不計後果追求真理」的文化之上；反觀中國學者，則必須在一個要求「輿論一律」的嚴格政治體制內運作。
報導指出，在中國，任何人若在大大小小的事務上挑戰中國共產黨（中共），都可能面臨職業生涯終結、遭到國家監視、甚至引發刑事處罰的嚴重後果。在這種極端的政治約束下，絕大多數與中國學者的交流，實際上無法形成真正的學術對話，而僅僅成為中共將官方批准的觀點，單向灌輸至西方自由思想機構的管道。
「准入權」淪政治槓桿 導致西方專家自我審查專欄文章進一步揭露中共如何利用「學術准入權」作為控制西方輿論的槓桿。余茂春表示，西方目前已形成一個專業的「中國專家」階層，這群學者的學術公信力往往取決於他們能否持續獲得進入中國進行研究、訪問或參與學術會議的機會。
然而，這種機制存在嚴重的篩選偏誤，例如獨立學者遭到排斥： 如馮客（Frank Dikötter）、林培瑞（Perry Link）等因揭露歷史真相、對中共執政進行深刻分析的獨立學者，往往面臨中國政府的敵意與全面封鎖。
再者妥協者獲得獎勵，能夠定期獲得邀請、接觸中國精英階層的西方專家，其言論往往在北京市當局所能接受的「安全範圍」之內。
余茂春直言，擔心失去簽證與研究機會的西方學者，在潛意識中產生了強烈的「自我審查」動機。久而久之，這個學術生態系統中最活躍的「專家」，往往成了北京眼中最安全、最順從的代言人。
扭曲的學術生態：催生「首先怪罪美國」心態在這種不對等的接觸網絡下，最嚴重的知識界侵蝕後果，便是西方中國研究圈內出現了**「首先怪罪美國」（Blame America First）**的畸形心態。
文章指出，每當北京採取挑釁行動——不論是對台軍事脅迫、香港國安鎮壓、對外國政府的恐嚇、工業間諜活動，或是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部分西方評論家的直覺反應，並非根據客觀事實評估中共的行為，而是立即尋找「是否是美國採取了某項行動，才挑釁了中國」。
這種框架本質上剝奪了中共行為的主動權，將美中關係惡化的責任單方面歸咎於華盛頓，從而呼應了北京宣傳的敘事邏輯：
中國只是反應，美國才是發起者；中國只是防衛，美國才是挑釁者；中國只是應對，美國才是升級者。」余茂春痛批，一個習慣以此種視角解釋事件的學界，已失去客觀分析的功能，淪為中共訊息的「傳聲筒」。300比1的嚴重失衡：冷戰級別的國安威脅在學生與研究人員的交流上，不對等的情況更為嚴峻。余茂春指出，對中共而言，大學從非獨立運作的自治機構，而是服務於國家力量的戰略工具。這種本質上的差異，正是國家安全威脅的核心所在。
余茂春在文中列舉了極具衝擊力的具體數據，指出美中兩國的留學生規模呈現出高達**「三百比一」** 的荒謬失衡。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在美學習的中國留學生與研究人員一度高達約37 萬人；而目前的最新數據顯示，在美中國公民仍維持在約27萬人左右，令人擔憂的是，這些中國留學生主要集中在高度敏感、涉及下一代關鍵技術與創新的學術領域。
相較之下，目前在中國學習的美國公民卻不足1,000人。這群極少數的美國留學生在中國境內，不僅無法享有對等的學術自由，還必須面臨嚴密的政治審查、無所不在的監控、嚴格的准入限制以及各種政治約束。這種在人數與研究環境上的雙重落差，形成了極其荒謬的局面：美國的大學對中國學牛毫無保留地開放了圖書館、實驗室、課堂與寶貴的研究項目，而美國人在中國卻連基本的人身安全與學術獨立都難以獲得保障。
更嚴峻的國安風險在於人才流向。根據中國教育部的官方統計，這些赴先進工業國家留學的中國學生中，有近九成（約 90%）在學成後選擇回國服務。余茂春直言，這些由西方培養的人才與技術，最終直接為中國崛起為「共產主義霸權」做出了重大的戰略貢獻。
余茂春將此現狀對比冷戰時期，指出當時西方國家面對蘇聯時，「我們足夠聰明，沒有允許蘇聯人湧入美國的自由校園」。他警告，當前這種失衡且毫無防備的學術交流，無異於一場「冷戰級別的學術脫鉤失策」，使美國最大的開放性優勢正被威權體制轉化為致命的國安軟肋。
余茂春：接觸絕不能變成妥協迎合
文章最後強調，美國最大的優勢「開放性」，如今正被威權體制轉化為軟肋。學術自由賴以生存的「對等、透明、獨立」三大原則，均遭到中共的拒絕。余茂春呼籲，自由社會不能透過縱容破壞學術自由的人，來維護自身的自由。他強調，美中學術接觸的目的應是客觀了解中國，而非作為中共宣傳的平台。「在中國學者能夠在北京享有與在波士頓、芝加哥或柏克萊同等的自由之前，美國人應停止使用『學術交流』這一具有互惠暗示的詞彙。」余茂春總結道，這本質上是一場「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之間的博弈，而且目前只有自由世界一方在單獨承擔風險」。
關於作者：
余茂春（Miles Yu）現為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國中心主任，曾任美國國務卿辦公室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其專欄「紅色地平線」（Red Horizon）定期於《華盛頓時報》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