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潔予台北報導）南台灣連日豪雨造成多地積淹水，治水成效再度成為政治攻防焦點。《筱君台灣PLUS》最新一集《REAL TALK真實對話》，邀請民進黨立委王義川、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簡舒培、前國民黨發言人蕭敬嚴及中央大學哲學博士陳慶坤同台討論，節目並連線律師包盛顥，從法律角度解析近期土城雙屍命案延伸出的國民法官與死刑制度爭議。從極端豪雨下的治水成效、災民感受，到人民參與司法後面臨的制度門檻與輿論壓力，政策與制度如何回應民眾最直接的感受，成為整場討論焦點。
王義川率先表示，台灣河川短而急，加上都市持續發展，部分過去具有蓄洪、排水功能，甚至原本容易淹水的區域逐漸住進大量人口，因此治水工程只能盡可能降低淹水程度。他指出，過去因首都位於台北，北部較早投入治水資源，中南部則是後續才逐步增加相關建設，但面對極端降雨，既有工程規格仍可能不足，「我們有在做，問題是我們做太慢了。」
王義川認為，治水工程並非投入經費後就能完全杜絕淹水，而是必須持續提高城市承受極端降雨的能力。未來除了增加滯洪池等設施，也必須重新思考經費投入與防洪規格，尤其當極端氣候帶來的降雨量不斷突破過去設計標準，工程建設若跟不上氣候變化，類似災情仍可能重演。
節目隨後談到總統賴清德日前南下勘災時提出的治水說法。賴清德指出，大台北治水起步較早、長期累積經費較多，中南部則較晚開始投入，因此不能一看到南部淹水，就質疑治水經費究竟花到哪裡。相關說法在災民仍忙著清理家園之際，也引發外界對政策說明與人民實際感受之間是否存在落差的討論。
陳慶坤接著從人文角度切入，認為水患是人類社會長期必須面對的課題，在極端氣候下更難完全避免，因此不能單純把每一次淹水直接等同於治水完全失敗。他也認為，防洪防災必須從整體角度思考，針對較容易淹水的地區進行更具前瞻性的防洪規畫與相關措施，而不是等到災害發生後才處理。
蕭敬嚴則將焦點拉回「人民感受」。他直言，不論政府提出多少數據或極端氣候的解釋，只要民眾家中仍然淹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政策沒有達到期待。中南部易淹水並非近期才出現的問題，歷屆政府投入大量經費後，民眾自然會追問為什麼災情仍然發生，「你跟我解釋那麼多，你講的是數字，我要的是不要淹水。」
蕭敬嚴認為，政府說明時雨量、累積雨量與工程設計標準固然有其必要，但對受災民眾而言，家園進水與災後清理才是最直接的現實。因此，除了說明政策投入多少資源，也必須正視人民究竟如何評價治水成果。
話題隨後從南部水患延伸至台北市政。王義川談到都市治理時，質疑台北市樹木移除究竟依循什麼判定標準，直問「哪棵樹該砍、哪棵樹該移、哪棵樹該留」，認為市府必須提出明確依據，而不是讓外界無從了解相關決策如何形成。
簡舒培接話表示，台北市砍樹已成為值得檢視的市政問題，外界盤點市府移除大量樹木後，更關心背後究竟依據哪些理由與標準。她認為，市府應該把相關理由清楚向市民說明，包括每一棵樹為何必須移除，而不是讓外界持續猜測。
節目後半段則轉向近期引發高度關注的國民法官與死刑制度爭議。事件背景為新北土城雙屍命案，男子謝文雄2025年7月7日上午開車尾隨共乘機車的妻子及小姨子，在土城街頭追撞兩人後，再持廚刀及鋁棒下車攻擊，造成兩人死亡。新北地檢署其後依殺人、傷害及違反保護令等罪嫌起訴謝文雄，案件由國民法官參審，檢方於審理期間就2項殺人罪均求處死刑。
新北地院日前宣判，謝文雄所涉2項殺人罪均判處無期徒刑，另就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違反保護令判處拘役59日，合併應執行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全案仍可上訴。判決出爐後，死者家屬難以接受判決結果，案件也迅速引發社會對死刑制度及國民法官角色的討論。
針對爭議，節目特別連線律師包盛顥解析現行制度。包盛顥指出，死刑在台灣法律上仍然存在，但在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後，死刑適用受到更嚴格的實體及程序條件限制。除了犯罪情節必須達到最嚴重犯罪的程度外，量刑與程序上也存在相應門檻，因此即使部分重大案件在一般民眾眼中情節極為嚴重，也不代表必然能夠判處死刑。
包盛顥進一步談到國民法官制度與社會法感情之間可能產生的落差。他指出，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本身具有將一般人民生活經驗及價值判斷帶入司法程序的意義，但在死刑案件中，又必須受到嚴格的實體與程序條件拘束，因此判決結果仍可能與部分民眾最直觀的正義感產生落差。
節目也進一步討論死刑案件的判決門檻。包盛顥說明，國民法官法庭若要宣告死刑，由3名職業法官與6名國民法官組成的9人合議庭中，至少須有6人同意；此外，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3名職業法官也必須一致同意死刑。換言之，只要其中1名職業法官不同意，即使其他成員認為案件情節已達最嚴重程度，也無法作成死刑判決。
另一方面，案件宣判後，部分輿論也將矛頭指向參與審判的國民法官。然而，評議過程涉及保密規範，外界無法得知究竟由誰主張死刑、誰反對死刑，也無從掌握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各自的具體立場。人民參與司法後，卻可能因為無法公開說明自己的決定，而替整個司法制度承擔判決結果所帶來的輿論壓力，也成為節目討論焦點。
對此，包盛顥表示，無論國民法官或職業法官，在參與審判的過程中，都必須遵守案件資訊揭露及評議相關的保密規範。因此，外界不能單從最後的判決結果，直接推論究竟是國民法官或職業法官反對死刑，更不能在不知道評議內容的情況下，把責任單獨歸於其中一方。
王義川則從制度溝通角度指出，表面上國民法官法庭是由6名國民法官與3名職業法官共同審判，但涉及死刑時，制度設下的門檻相當嚴格，因此不能單從雙方人數比例，就推論國民法官能夠單獨左右死刑結果。他認為，如果人民的票數很多，最後仍未必能跨過死刑的制度門檻，那麼這套規則就更應該完整向社會說清楚。
節目中也以假設情境討論，即使部分甚至多數國民法官支持死刑，仍可能因整體法定門檻沒有達成，而無法形成死刑判決；但判決出爐後，外界首先責罵的卻可能是國民法官，甚至使參與審判者承受巨大心理與輿論壓力。由於本案實際評議內容依法保密，外界無從得知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各自的投票情形，因此也不能據此認定究竟是哪一方反對死刑，更不宜直接將判決結果歸責於國民法官。
從南台灣豪雨、治水成效與災民感受，到台北市政，再到土城雙屍命案延伸出的國民法官及死刑制度爭議，《筱君台灣PLUS》《REAL TALK真實對話》中，王義川、簡舒培、蕭敬嚴與陳慶坤從不同立場交鋒，並由包盛顥從法律專業角度解析死刑判決與國民法官制度。當政策數據、制度設計與人民最直接的生活感受產生落差，如何不只說明「做了什麼」，更能回答人民「為什麼結果仍然如此」，也成為整場討論反覆浮現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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