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能夠從烏克蘭戰場獲得哪些深刻學習，這個問題不只關係新型防衛科技的發展，也直接挑戰台灣社會對備戰、國防自主與產業政策的既有想像。俄烏戰爭持續發展，無人機、電子戰、人工智慧與分散式作戰已經從輔助角色走向戰場核心。對身處高度地緣政治壓力下的台灣而言，烏克蘭的防禦經驗提供了一條值得深入研究的路徑。
烏克蘭戰場反覆證明，現代戰爭的勝負不再只由大型武器平台決定，也取決於國家能否快速整合感測、通訊、運算、製造與戰術創新。AI技術、無人機自主作戰能力及軍事供應鏈自主化，已經成為台灣國防政策與產業發展無法迴避的核心議題。
前美國海軍海豹部隊成員曾國光擁有實際戰場經驗，並從軍事前線轉入國防科技與人工智慧創業領域。這種跨越戰場與科技產業的經歷，使他對現代武器系統的實際需求具有不同於傳統工程思維的理解。科技不是為了展示性能或堆疊規格，而是要在最惡劣的環境下完成任務、降低傷亡並保護生命。
這項觀點對台灣特別重要。台灣長期擁有強大的資通訊、半導體與電子製造能力，國防科技政策卻容易受到採購文化與硬體思維限制。許多武器建案重視規格、數量與採購進度，較少從電子干擾、通訊中斷、維修補充與戰場快速更新等實際條件出發。烏克蘭的經驗提醒台灣，紙面性能再先進的裝備，若無法在敵方干擾與破壞下持續運作，最終仍可能成為昂貴卻無法發揮作用的設備。
電子戰已經成為俄烏戰場的重要攻防手段。俄羅斯大量使用干擾系統壓制衛星導航、無線通訊與無人機控制鏈路，烏克蘭也持續調整通訊頻率、飛行軟體與任務模式因應。這些發展打破過去對無人機的簡化想像。無人機並不是只要升空就能完成任務，真正的戰場環境充滿訊號干擾、導航欺騙、資料鏈中斷與感測器失效。
台灣若只追求單點式先進科技，缺乏對電子戰威脅的整體認識，就很難建立具有彈性的防衛架構。每一套無人機系統都必須從可能失去導航、通訊與遠端控制的情境進行設計。作戰系統也不能假設地面基地、衛星通訊與雲端運算在戰時都能正常運作，而需要建立分散、備援與離線執行能力。
AI自主飛行能力正是在這種戰場條件下成為國防升級的核心。傳統無人機大量依賴操作員遠端控制，一旦訊號遭到干擾或資料鏈被切斷，無人機便可能偏離航線、墜落或失去任務能力。這種依賴外部控制的系統，如同被剪斷線的風箏，無法在敵方高強度電子攻擊中維持作戰效能。
具備本地運算與自主決策能力的無人機，則能在通訊中斷後根據預先設定的任務規則繼續行動。無人機可以辨識地形、修正航線、搜索目標、避開障礙，並在無法完成任務時自主返航或轉入替代模式。這類系統並不代表武器可以完全脫離人類控制，而是讓無人機在受干擾環境中仍具備一定程度的判斷與生存能力。
對台灣而言，AI自主能力的價值不只是提高單架無人機的性能，更在於維持整體作戰體系的韌性。台海衝突一旦爆發，通訊節點、衛星鏈路、指揮中心與基地設施都可能成為優先攻擊目標。若所有無人系統都必須依賴持續而穩定的中央控制，任何節點遭到破壞都可能造成大規模癱瘓。
政策推動也必須從單純購買無人機，轉向支持自主飛行、邊緣運算、目標辨識、抗干擾導航與任務軟體研發。國防預算不能只計算採購多少架無人機，也要評估系統能否在通訊中斷、導航失效與惡劣天候下完成任務。真正的戰力不是倉庫內擁有多少設備，而是戰場條件惡化後仍有多少設備能夠持續運作。
台灣也不能只依靠外國技術或傳統代工模式建立國防AI能力。海外系統可能受到出口管制、軟體授權、零件供應與政治決策影響。若關鍵演算法、原始碼、維修能力及升級權限都掌握在外部廠商手中，台灣即使購入大量裝備，也未必能根據本地戰場需求迅速調整。
建立自主技術並不代表所有零組件都必須由台灣獨立製造，而是關鍵能力與系統整合權必須掌握在國內。台灣至少需要控制任務軟體、通訊協定、資安架構、導航備援與維修升級能力，才能避免在危機發生時受制於外部供應商。
烏克蘭戰場也說明，無人機產業不能只停留在大量生產低成本一次性攻擊平台。便宜的小型無人機確實能以數量消耗敵軍，也可以執行近距離偵察、投彈與攻擊任務。這種戰術工具若缺乏中高空偵察、長程打擊、電子作戰及指揮通訊能力，便難以形成完整作戰體系。
台灣需要建立涵蓋低、中、高不同層級的無人機作戰光譜。低階系統可用於部隊前線偵察、短程攻擊、誘餌與通訊中繼。中型平台可以執行海岸監控、電子干擾、目標獲得與戰場管理。高階長航時無人機則可負責海域監視、遠程偵察、情報蒐集與區域通訊節點。
不同層級的平台必須透過共同資料鏈、任務軟體與指揮架構連接，才能形成完整生態系。無人機不能各自使用互不相容的控制系統與資料格式，否則不同軍種、單位與廠商之間將無法共享情報，也難以快速替換設備。建立開放而安全的系統標準，應成為台灣無人機政策的重要基礎。
台灣不能只成為無人機的組裝工廠。若國內企業只負責機體、馬達與零件製造，核心晶片、飛控軟體、通訊模組與AI模型仍掌握在外部企業手中，台灣國防產業就無法取得真正主導權。硬體製造能力必須與軟體、演算法、系統工程與作戰需求整合，才能形成具有戰略價值的產業鏈。
台灣本身具有資通訊、半導體、精密製造、光電感測與網路設備優勢，具備發展完整無人機生態系的基礎。問題不在於技術能力不足，而在於不同產業、軍方、研究機構與政府部門之間缺乏穩定整合機制。國防需求經常變動，採購規模有限，測試與驗證流程又相當漫長，使中小企業難以投入長期研發。
政府若希望培養本土國防產業，必須建立更清楚的需求規格、測試場域與採購承諾。企業只有知道未來數年的需求方向，才願意投入資金、人力與產能。軍方也需要讓業者接觸實際操作環境，透過部隊測試快速修正設計，而不是等到產品完全定型後才進行採購。
烏克蘭的無人機創新之所以快速，很大程度來自前線部隊、工程師與企業之間形成短週期回饋。戰場問題可以迅速傳回研發端，改良後的產品也能很快送回部隊測試。台灣若仍採取多年規畫、一次驗收與封閉採購的傳統模式，很難跟上電子戰與無人系統快速變化的速度。
台灣可以建立常態化的軍民協作平台，讓部隊提出問題，學界與產業共同發展解決方案。無人機、反無人機、AI辨識與通訊系統都需要持續更新，不可能依靠一次採購使用數十年。國防科技政策必須從購買產品轉向建立長期迭代能力。
供應鏈自主也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國家意志的考驗。台灣部分電子、機械與無人機零組件仍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平時可能具有成本優勢，戰時卻會成為嚴重風險。敵對國家可以透過出口限制、零件斷供、惡意軟體與硬體後門，破壞台灣的軍事系統與維修能力。
軍用無人機使用中國製通訊模組、飛控系統、影像設備或關鍵晶片，也可能產生資料外洩與遠端控制風險。國防供應鏈的安全標準不能只檢查產品產地，還必須追蹤股權、韌體、原始碼、雲端服務與維修流程。任何無法確認來源與控制權的關鍵元件，都可能成為潛在漏洞。
推動「非紅」供應鏈的重點，不應只是將中國零件換成較昂貴的其他來源，而是建立可驗證、可追蹤與可替代的供應體系。台灣需要掌握關鍵零組件的來源，也要建立第二與第三供應商，避免任何單一國家或企業中斷供貨便使整條產線停擺。
國防產業若只依靠法源與預算支持，卻在原材料、專利、製程、測試、維修與升級環節讓渡主導權，仍然無法建立真正自主的防衛能力。自主不是口號，也不是把產品貼上台灣製造標籤，而是確保國家在戰時能夠自行生產、修復、調整與擴充。
建立非紅供應鏈需要政治共識、產業政策與社會支持。部分替代零件初期成本可能較高，國內生產規模也未必能立即與中國供應商競爭。國防安全本來就不能完全以最低價格衡量。若採購只以價格決標，最終很可能把戰略風險包裝成短期節省。
台灣也需要透過國際合作擴大防衛供應鏈。新南向政策可以結合印度、東南亞與其他民主夥伴的製造能力，美國、日本、歐洲及澳洲則能提供技術、標準與市場。跨國合作不是放棄自主，而是讓台灣在可信賴夥伴之間建立更多替代來源與共同生產能力。
國際軍工合作應避免台灣長期只扮演零件供應者。台灣必須爭取共同研發、技術授權、在地維修與出口市場，讓國內企業逐步進入系統設計與品牌層級。只有掌握更高層次的技術與市場，國防產業才能形成長期發展能力。
安裝AI大腦形容台灣未來的國防方向具有重要政策意義。過去豪豬戰略強調大量分散、機動且不對稱的防衛裝備，使敵人難以迅速摧毀台灣戰力。AI、自主無人系統與分散式感測網路，可以進一步提升豪豬戰略的反應速度與協同能力。不只是增加更多無人機，而是讓不同感測器、武器與部隊能夠迅速交換情報並協同行動。海岸雷達、無人機、地面感測器與部隊終端若能形成分散式網路，就算部分節點遭到破壞，其他節點仍可持續運作。
這種架構可以降低對少數大型指揮中心與高價平台的依賴，也能讓小型部隊在資訊支持下迅速行動。台灣地形狹長、城市密集，適合發展分散、機動與多節點的作戰網路。AI可以協助處理大量感測資料，但最終武力使用與重大決策仍必須保留在人類指揮體系中。
AI國防發展也不能忽略資安、倫理與責任問題。自主系統可能誤判目標，模型也可能受到欺騙與資料污染。若武器系統過度依賴黑箱演算法，發生錯誤時將難以追究責任。台灣在推動自主武器與AI指揮系統時，必須建立測試、稽核與人類監督機制。
自主化的目的不是讓機器完全取代人類，而是在通訊中斷與高風險環境中維持任務能力。哪些決策可以交由系統自動執行，哪些行動必須由人類確認，需要依任務風險與武力程度設定清楚界線。技術發展與法律規範必須同步前進。
台灣國防轉型真正需要的是決心、科技與產業形成穩定的三角結構。科技沒有產業支撐，就無法大量生產與持續更新。產業沒有明確國防需求，就難以承擔長期投資。政策如果缺乏社會支持與國家決心，再好的技術也可能停留在展示與樣機階段。
台灣擁有ICT、先進半導體與軟體人才，具備打造國防AI與無人系統的優勢。這些能力需要從民用市場與國防需求之間建立橋梁。影像辨識、邊緣運算、資安、通訊與自動控制都具有軍民兩用特性，可以透過商業市場擴大規模，再依軍事需求提高安全與可靠標準。
國防產業政策不應只以產值或出口數字衡量成敗。真正重要的是台灣能否在危機中持續生產、維修、補充與升級。國防工業的價值在於提供戰略韌性，不只是創造就業或訂單。政策評估需要納入供應鏈安全、動員能力、產能轉換與戰時維修等指標。
社會心理韌性同樣是防衛轉型不可缺少的一環。再先進的武器與產業，如果社會缺乏自我防衛意志，也難以形成有效嚇阻。國防科技發展需要向社會清楚說明目標、成本與必要性，避免被簡化為軍備競賽或產業利益分配。
烏克蘭能夠持續抵抗，不只是因為獲得外國武器，也來自政府、軍隊、企業與民間共同參與防衛。工程師投入無人機改良，企業調整生產線，民眾參與後勤與救援，形成全社會防衛網絡。台灣需要建立符合民主制度的防衛動員模式，讓不同專業與產業知道危機發生時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目前台灣已在無人機產業、國防預算與非紅供應鏈政策上展開布局，相關政策仍面臨採購制度、產業規模、技術整合與政治共識等挑戰。若政策只追求短期數量，忽略自主能力與完整作戰體系，台灣可能生產大量無人機，卻仍無法在高強度戰場中有效使用。
台灣需要避免單線式投資，也要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外國供應商。無人機、反無人機、電子戰、通訊、AI與彈藥補充必須被視為相互連結的體系。缺少其中任何一環，都可能削弱整體戰力。
烏克蘭戰場帶給台灣最重要的教訓，是技術本身從來不會自動轉化為安全。技術必須與戰術、制度、產業與國家決心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可靠戰力。購買無人機容易，建立自主作戰能力困難。宣布供應鏈自主容易，承擔轉型成本與長期投資才是真正考驗。
台灣若能把AI自主化、完整無人機作戰光譜與非紅供應鏈納入同一國家戰略，就有機會把既有科技產業優勢轉化為實際防衛能力。這條道路需要持續投入，也需要軍方、產業、學界與社會共同參與。
台灣真正要建構的鋼鐵豪豬，不只是滿身尖刺的武器平台，而是一套能夠思考、感知、協同、修復與持續生產的國家防衛體系。只有當科技進步、產業體質與民心士氣形成穩定結構，台灣才能在外部壓力與危機來臨時維持自主，成為任何對手都無法輕易控制或擊倒的民主社會。
楊聰榮
時事評論員，任教於台師大，推動AI與ESG社會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