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近年積極推動所謂「韌性治理」思維，強調在面對複雜多變的安全威脅與全球風險時，政府應透過制度設計、資源整合與透明溝通來提升公共體系乃至全社會的承載力與回復力。2026年8月初的國內公共議題就集中顯現出台灣在安全韌性與治理可執行性之間的現實斷層。漢光演習防衛部署、關鍵通訊備援機制、無人載具政策推進、政黨與司法攻防、食安爭議等皆環繞一個核心：面對高度政治化的安全壓力時，既有制度與執行動能是否足以支撐台灣「韌性」的自我要求。
整體看來，當前政府已意識到現代國安、科技、民生已無法各自為政，必須納入同一個綜合的韌性治理框架。政策設計正朝向跨部會協作、分工責任明確化發展，這是回應外部壓力及符合世界趨勢的必然。國家安全不僅是國防的專利，而是在日常公共治理與社會機能中，全民必須隨時面對並調整的實踐。不過從目前資料可見，台灣在預算資源配置、法規與地方落地、資訊公開、官民合作參與乃至問責與公信力建構等關鍵面向，仍存在相當的瓶頸。這不僅掣肘戰備動員、災害防救、數位安全、民生穩定的能量，也難以緩和外界對於「紙上談兵」或象徵性修法的疑慮。
以近期引發高度關注的漢光42號演習為例，國防部選在8月5日舉行大型防衛軍事訓練，焦點並不僅止於部隊如何演練，更重要的是總統是否直接視導、視導過程與實兵操作如何互動、指揮鏈會否受到臨時政治行程調整的影響。事件激化出軍事專業與政治訊號的邊界爭論。國防部一方面重申演訓必須堅持任務導向、實戰檢驗，總統府則強調文人統制、監督支持部隊的角色未變。然而地方各界及在野黨普遍要求，貴賓行程不能干擾訓練主軸，以防流於儀式感而削弱戰備效能。
這種複合題其實正暗示出台灣民主治理的雙面維度：一方面，文人統制下政治領導有責任為軍方提供穩定的預算、戰略方向與資源動員，並適時向社會說明國防進展，這是民主監督的基本功；另一方面，行政部門和軍事專業領導必須堅持專業自主，避免純政治考量干擾戰術規劃和部隊運作。這類矛盾並非台灣獨有，全球許多國家都面臨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權限分際的長期拉鋸。關鍵在於制度上是否足以設立清楚的貴賓視導規範、演訓安全界線、資訊發布時點，在操作上是否能讓評估基準牢牢建立在軍事需求而非政治行程，從而確保任何形式的監督都能強化部隊效能而非製造變數。
對韌性治理的進一步要求，便是治理內容要能夠被驗證。光有象徵性的軍事演習或新科技政策，不一定等於防衛實力或社會韌性必然提升。民眾與國會期待的不僅是形式合規，而是希望看到具體缺失與改進項目的資訊公開，法制改革或政策調整能落實在部隊日常與重大演練中。這涉及資訊透明的程度、民間監督的權限、各單位間協作配合的真實度，所有這些構成公信力的來源。沒有可驗證成效，再高明的溝通技術與危機形象塑造最終也會失靈。不難預見，針對此次演習後續，外界將會檢視兩大核心指標：國防單位是否如約公布具體缺失和後續改正策略，國會是否能取得演訓監理所需資訊並落實問責。
韌性治理的另一挑戰，是如何將國家層級的政策落地至地方政府、企業，以及一般公民層面。從目前資料可見，多數政策仍停留在跨部會協作的高層藍圖，預算、執行細則、地方分工與合作機制往往無法迅速跟上中央調度。這不僅弱化了防衛、資通訊備援、食安監管等政策的在地即時回應能力，更讓政策推動失去基層認同與支持。地方政府在法規調適和資源運用上習慣分散、保守，民間企業與公民參與未形成組織化力量，結果就是韌性的政策號召難被轉譯成可具體行動指令或社會普遍共識。
未來幾年，台灣將遇到愈來愈多這類「技術治理」與「政治治理」複合型課題，包括數位基礎建設的綜合備援、無人載具與智能系統法規、跨域災害防救、地方與中央資安協調等。安全、產業、民生三重壓力可望驅動新的制度創新，但同時也帶來協調失靈與責任推託的高風險期。若朝野、中央與在地、官民等多元行動者之間仍未建立起信任基礎與共識決策流程，尤其中長期缺乏有效調解與彈性調整機制，政策落實便會陷入空轉甚至後退。
總結台灣現階段的治理現實，文人統制、跨部會協作、資訊公開、地方參與、產業連結、長期問責等，都是提升整體韌性不可或缺的要素。規劃期與施行期的落差、制度與執行的鴻溝，現在已經是最主要的治理風險。社會大眾不能僅期待象徵層次的改革或臨時止痛式的演習展示，唯有扎根制度創新、分層負責、透明監理，韌性治理才有可能超越口號，真正左右台灣抵禦內外壓力的能力。未來能否形成自下而上的參與文化與結構化協作平台，將是台灣社會成熟及制度永續的關鍵指標。
楊聰榮
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