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運人士 王丹
1987年我考進了風氣比較自由的北京大學之後，積極參加各種校園活動。1989年4月15日，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突然去世，我在廣播中聽到消息時就有一種預感：恐怕要出大事情。兩天後的深夜，北大的第一次遊行就這樣發生了。我因組織了這場遊行，成為學運的主要組織者之一。
在接下來的五十天中，我們組織遊行、示威、請願，呼籲政府停止政治運動、開放報禁並公布官員財產，但政府始終不理睬。5月13日，為了施加壓力，我們發起了三千人的絕食行動。然而，這一切最後換來的是戒嚴令與大屠殺。6月4日凌晨，我不斷接到同學電話，理智告訴我可怕的事情發生了，但情感上我始終不敢相信。隨後我被列為二十一名學生負責人通緝名單的第一位，這是我一生最心痛的時刻，我不斷自問：中國的未來會怎麼樣？
我先後兩次入獄，最終在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我在哈佛拿到博士學位，在台灣教書八年，並在華盛頓建立智庫「對話中國」。我仍有中國夢，但我的夢是希望中國成為每個人都享有自由、受到尊重的地方。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承認我們當年有些天真，因為我們居然對中共抱有希望。但天真的不只是我們。1989年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了制裁，但不到兩年就取消了。當時西方世界也抱有希望，認為經濟發展後會出現中產階級並提出民主需求。現在，當習近平準備長期執政，中國成為對抗西方的先鋒時，整個世界都顯得天真。
六四大屠殺是一個人類的悲劇。中共當局在那之後徹底放棄了政治改革，今日的中共已成為西方文明的威脅。如果說我們能從那場悲劇中吸取什麼教訓，那就是：現在我們都不要再天真了。是時候重新考慮，將人權問題與貿易問題重新掛鈎了。
（本文由王丹授權刊出，原文曾刊載於《紐約時報》，此為中文初稿。）
紐約時報原文連結：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0604/tiananmen-protests-china-wang-dan/zh-hant/
